国有、民营与科研院所三类孵化器的优与忧（研究院孵化企业 性质）

• 本文调研长三角城市的三个经典孵化模式，具体情况请看下表。

• 创业赛道将越来越垂直，孵化器须提高专业服务能力；虽然孵化评估中有政策指标，但孵化服务要以引发有效市场行为为最终目标；比起“量”的进一步增加，中国孵化器更需“质”的提升。

全文观点导图 本文图表除特殊说明外均来自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谢秋伊

在科技创业中，孵化器作用关键。作为提供创业服务的机构/公司，“孵化器”不仅为初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还提供技术指导、法律咨询等服务。有效的孵化器能帮助创业者建立与投资者、合作伙伴和行业专家的联系，降低创业企业的风险和成本。

孵化器出现于美国，但中国“后来居上”。1959年，美国纽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企业孵化器。1987年，中国首个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武汉成立。1988年，伴随“火炬计划”实施，中国孵化器进入发展阶段。2014年，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下，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进入快速增长期，以每年640家的速度增长，2021年达到6227家，位居世界首位。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孵化器的发展脉络混合着政府与市场双重逻辑。一方面，孵化器的成立响应政策号召、享受国家补贴；另一方面，孵化产业也随中国创业经济的活力而焕发生机。在此背景下，孵化器以何种方式支持创业者？不同的孵化模式各有哪些优劣差别？本文实地调研访谈了沪杭双城4个孵化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政府孵化器：不用出“镇”的全方位创业配套

某种程度上，国有孵化器代表着一个政策术语，代表国家对促进科技创业服务的鼓励和支持。国有资本深度参与孵化事业，除了直接成立数以千计的国有孵化器，还大力资助、补贴了其他类型的孵化器。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国有孵化器在中国孵化器发展中占“主导”地位[1]。“国家队”做孵化是何思路，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是园区，也是“小镇”

信息港小镇是政府全资建设的孵化园和产业园，也是杭州萧山区最大的孵化器园区。1期和2期聚焦发展数字经济，共入驻13家孵化器、加速器，还有国内外知名的“链主”企业。

杭州信息港小镇 图片来源：信息港小镇提供

“在萧山区，甚至在整个杭州，信息港不好说是最大，也算是成长最快的（之一）了。” 信息港企业服务部副部长方毅俊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信息港小镇还是明星村，没有产业基础，平地起高楼。截至2023年，信息港孵化独角兽企业3家，累计引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36家，获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7项国家级资质。

高成长性背后是政策优势和城市规划的配合。方毅俊总结了信息港小镇的三个优势。

一是政策优势。作为国有孵化器，信息港小镇孵化器可提供租金、税金、补贴、奖励形式的费用减免和荣誉评选等优惠政策。同时，信息港能提供政企沟通与合作的通道。园区不少活动会邀请政府部门负责人来参加。

二是配套优势。这里是一个精心规划的“小镇”。信息港紧挨着地铁站、学校、医院、住宅、运动场等，甚至还会定期举办相亲大会。这些配套试图向创业者发出信号：在这里创业可以解决一系列生活问题。而这些优势离不开萧山区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城市规划。方毅俊表示：“相比其他类型的孵化器，很少能把地铁、设备和行业老大都请来放在创业者旁边的。”

三是集群优势。信息港的孵化器被置于产业链完整的产业集群中，相比独立存在的孵化器，这里多出不少同行信息和市场机会。比如数字经济产业，信息港入驻了微医集团、科大讯飞、歌礼生物等龙头企业。不用出“镇”，初创企业就能找到上下游的其他企业。

这三个优势具有代表性，大部分国有孵化器亦是以这三点吸引初创公司。

信息港小镇配套完善

高补贴孵化下的隐忧

不过，方毅俊也表达了一些担忧。“现在空间已趋于饱和，长期而言我们还是要靠产业招商”。大力度的政策补贴，从长期来看，对于园区产生了压力。

萧山区科技局创新促进科副科长刘晗也有相同考虑：“虽然国有孵化器规模很大，但我们还是希望促进民营孵化器的发展，因为它们市场资源更加丰富。”补贴是政府促进科技创业的重要思路，但补贴政策也是一个聪明的“对赌协议”。费用优惠往往以企业达成一定的税收、人才、技术标准为前提。而如果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达不到这些标准，所有费用还是要照付，没有“减免”。

对赌式的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共财产的安全。但它在本质上并不能消除创业者的预期失败成本，对提振创业者信心的作用也有限。同时，对赌协议周期往往较短，会变相促使初创企业从事短期获利的市场行为，或需企业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再进入孵化流程。有创业者表示，现在的资质评选和入孵门槛太高，“已经足够把初创期间的微软和苹果拒之门外了” 。

除了补贴房租，萧山还在探索一种贷款资金合作池，鼓励银行向轻资产的初创企业贷款。在这个资金池里，政府和第三方担保公司与银行共同承担风险。2023年，萧山区低利率科技贷款总额突破150亿元。此举让初创公司低门槛、低成本拿到了投资，但是否能提高存活率？这就对投资方产生了挑战。

当被问及如何把控风险时，刘晗的回答是：“企业的生存最终是由市场竞争所决定的。”这意味着，以减免房租和提供贷款渠道的创业政策对提高初创企业的存活率仅起小部分作用，政府寄希望于更为全面的科技创业政策，例如引入研发机构、加强人才供给等，来发挥作用。

“国家队”孵化，功夫还在别处

政府做孵化器，孵化只是科创整体战略中的一步。为吸引科技创业者，政府除了出资补贴和大建配套外，功夫还下在别处。

萧山作为杭州老工业区，近年逐步开始走转型升级道路。虽起步晚，但发展迅速，2023年，萧山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中小企业和省级企业研发机构数，均位列全省第三；萧山区独角兽、准独角兽数量位列全市第一。

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关键资源的突破——萧山重磅引进科研资源。2023年7月“北斗七星”科创联盟正式“上线”。这是由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等七个新型研发机构组成的科创联盟，承载着突破萧山科技、人才和研发平台“天花板”的重任。

引入后，区政府以此赋能存量产业。举措包括推动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实验室，举办各式论坛、比赛等，来汇通研发和市场信息，营造创新氛围。“有时我们会为企业和科研院所牵线搭桥，”萧山区科技局办公室主任孙乐说，“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基于产业需求的自发合作，我们做的就是提供信息和平台”。这些措施整体提升了萧山的创新实力和氛围，改善了在萧山创新发展的前景。

总体来看，政府做科技孵化，主要投入并不落在孵化器里。政府运营的孵化器，往往依靠土地和规划的优势，以财政为资本，让体制做管理。在短期上，依托于补贴和基础设施，但在更大层面，其思路是突破关键资源来整体提升科创产业，再慢慢“波及”科技创业，提高创业活力和存活率。

科研单位做孵化：有技术为线索，但难形成商业闭环

科研机构作为离“科技创业”中的“科技”距离最近的主体，具有孵化科技企业的“先天优势”。近年来，研发机构孵化器朝着专精垂直与市场化运营的方向不断发展，但也由于体制原因面临不少结构性的挑战。

以技术为线索的孵化思路

浙大研究院数字经济孵化器（以下简称“孵化器”）是由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创办的专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研究院成立于2019年4月，由浙江大学举办，是省科技厅认定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器在2023年跻身国家队，为当年度杭州市唯一一家获得科技部火炬中心认定的专业型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孵化器走小而精的路线，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产业链引育企业，产业特色鲜明。在4年多时间里，这家孵化器内企业累计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超10亿元，累计培育准独角兽企业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9家，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资质的在孵企业占比超过80%。

研究院对标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协会，强调以技术为线索的孵化逻辑。在孵企业100%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弗劳恩霍夫协会是一个以技术改善和市场需求为线索，灵活组织工程师和商业顾问进行专项科技成果转化的德国非营利组织

技术优势首先体现在专家资源上。当一个早期创业团队拿着项目雏形来申请加入，研究院及孵化器会根据项目阶段和具体情况组织学术、产业、投资界等高水平专家评估项目的技术价值和商业化前景，以及项目能在孵化器获得的资源。正式进入孵化后，孵化器会围绕其核心发展需求，安排相应专家在多维度“辅导”企业。

研究院也有自主技术优势。据悉，研究院已建成高质量快速开发及测试平台、AI高性能计算平台、人工智能普适化平台三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后续，研究院还将围绕人工智能方向，开发领域基础大模型及相关工具链，进一步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集群，为人工智能相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在孵企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这些技术服务。

探索商业闭环

不过，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做孵化，也还有压力。

像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这样的科研平台，近几年各地均在大力引进和发展，建设模式和任务目标基本都是围绕服务属地人才、科研和产业。

据研究员走访了解，这样的科研平台在科技创新孵化存在一定压力：与政府合作需要拿出实际成绩，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

“专业孵化只有实现了商业闭环才能让所有的孵化努力更有意义。”相关负责人表示，“但是专业性孵化器投入较大，社会公益属性较强，所以我们也在探索，如何通过提供的服务获得收益回报。这是有难度的。”

除了不能设立创投基金外，事业单位做孵化在体制上的限制还有不少。曾刚教授告诉澎湃新闻，比如工作人员不少受到公务员的行为规范限制，不敢涉及太多的商业交易和利益往来；大部分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是体制内员工或大学教职工，缺乏业界经验，导致很多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依赖领导个人的背景和资源；个别事业单位孵化器常年依靠财政，没有自负盈亏的压力，也就没有市场化的动力。

限制之外，鼓励辅导科学家创业，也不是简单的事。一位匿名人士告诉研究员：“整个科教体制总体还是鼓励教授专心科研，要调动他们做商业的积极性并不容易。就算他们有心参与创业，很多高校的孵化器管理人员是行政背景，让他们教会一个科学家做企业家也有点难度。”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也表达了技术方和市场方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关系。“学校里的教授并不一定了解某项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转移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技术专业了解又不多；而企业管理者虽然了解高新技术的潜在市场价值，但又担心其他企业也拥有类似技术。”这些都是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做孵化的结构性难点。

民营企业做孵化：最接近市场逻辑，也随市场变动大

在科技创业中，如果说科研机构最接近“科技”，那么民营孵化器最接近“创业”。

民营孵化器最贴近市场思路，其中优秀者可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市场资源（信息、人脉、资金等）。但相比另外两类孵化器，民营孵化器受国资加持少、接收到政策信号也有时间差，因此受市场变动影响大。同时，民营孵化器良莠不齐，有些甚至只是“二房东”。

“全靠市场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和人脉”

“我们提供各种服务，但你要说核心优势，我觉得是花姐的‘个人魅力’”。湾西加速器的管理人员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湾西加速器是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和大学生创业的新型创业加速器，获国家级众创空间的资质，坐落在杭州梦想小镇。

这家孵化器的核心人物，张洁，圈内人称“花姐”，是华旦天使投资创始人兼CEO、涌泉基金发起人、上市公司每日互动联合创始人、梦想小镇湾西加速器创始人，连续十年的创业者。同时，她还是杭州市余杭区政协委员。

湾西加速器大厅

花姐认为现在的孵化服务重点并不在提供物理空间上，在线上办公的影响下，不少初创企业对实体办公室的需求没那么大了。“现在最看中的是孵化导师的专业性和市场资源”。花姐的孵化思路是把重要的科技创业元素结合在一起：一个孵化器、一个上市公司、一个创业基金，和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圈子。

实际上，不少优秀民营孵化器的培育理念强调为初创企业提供一手创业经验和市场资源。花姐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我创业过好几次，也陪过、见过不少创业公司了。我知道一个企业在初期发展中在哪个节点会遇到什么问题，甚至创业者在不同时期会经历什么情绪和个人问题，我也有些心得。”

这一理念得到了一位上海资深孵化器管理人员的认同，“出来做孵化器的都有点自己的行业资源。民间孵化没啥先天优势，全靠市场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和人脉”。这种孵化模式提供的不是费用减免，不是生活配套、技术进步、人才招引，而是在市场中生存的知识和资源。这种模式往往会围绕一个灵魂人物，她/他本人是创业者、投资者、孵化者，也是一个链接多方面资源的组局人。

这种孵化者和初创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家庭式的创业教练（family-like life coach）”。创业导师与被孵企业不仅是办公室的点头之交，还会在周末聚在一起吃火锅、谈心事。这样的孵化器不仅为创业提供专业支持，还是一个充满情感支持的社群。

“社群”是一个关键词，实际上民营孵化器中核心创业导师的资源和经验往往根植于地方的创业人脉。花姐的创业创投圈子和浙大校友圈重叠很大。“MIT有一个创业的概念叫MIT related enterprise（麻省理工相关企业），我认为我们孵化的公司可以称为ZJU related enterprise（浙江大学相关的企业）”。

花姐说：“从浙大毕业后，我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浙大创业圈里活跃至今。我在这个圈子里物色好的初创企业，为入孵企业寻找机会和投资，同时也为其他人提供帮助。”

所谓“浙大圈”是一个正式和非正式的社群集合，主要包括浙大毕业生和教职工。这个“圈子”里有创业者需要的几乎所有合作方，龙头企业、意向客户、潜在合作者、创投基金、科学家、商业顾问等等。

2008年，浙大杭州校友会成立，这也是杭州开启大学生创业热潮的元年，一年后杭州大学生创业联盟成立。花姐表示，这两个组织为创业提供了关键的社群与人脉，并且营造了创新创业的氛围，对杭州科技创业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在杭州，除了“浙大圈”，还有“阿里系”。十年前，阿里的成功，曾引爆杭州电商、互联网创业的风潮，这一风潮在2014年上市前夕达到了高潮。当时阿里对当地创业企业的服务有很强的购买需求和购买力，不少从阿里出来的人开始了创业生涯。

花姐说：“当时互联网创投市场非常热，在杭州仅靠一张PPT，就能拿到投资和场地”。在这个环境下，花姐全面展开了她的互联网孵化事业，持续至今。

民营孵化器发展三难

民营孵化器中对创业导师的依赖，也意味着创业导师的要求高，此类人物具有稀缺性。

首先，当市场发生变化，以前的经验也可能受到挑战，创业导师须不断学习，不能“吃老本”。其次，依靠创业导师的“亲密”孵化模式往往难以扩大规模，密集的培养和投入很难批量生产。真正有实力成为创业导师的民间强者也不多。民营孵化器虽然数量上占优势，但真能帮助企业做好市场的凤毛麟角。大部分民营孵化器只是政府地产的“二房东”。

民营孵化器的另一大难点在于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关键市场资源的内涵一直在随时代变化。湾西加速器的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近年创业的热度相对前几年有所下滑，投融资市场新增融资企业数和融资总额也均有所下滑，市场有点‘冷’，这对孵化器招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上个十年，科技创业的“风口”集中在互联网行业，民营孵化器有优势。但如今消费类互联网创业相对冷却，个别行业（教育、金融、房地产）更是创业前景低迷。同时，硬科技创业和AI领域创业成为新的风潮。这一变化导致对初创企业的技术要求更高，同时投资回报周期也比互联网更长，这为国有孵化器和科研机构孵化器增加了优势。

对于民营孵化器来说，其他市场条件也具一定阻碍。例如不少促进和管理科技孵化的政策还是离不开招商思维，这让部分民营孵化器难以适应。某上海创业公司CEO告诉澎湃新闻：“现在入孵企业要求必须成立年限在两年以内，但是很多企业成立四五年了也还有孵化的价值。这些企业为了能被孵化，要再去成立一个公司。这不是浪费资源和精力吗？”

还有孵化器管理人员反映，孵化申报的系统非常不稳定，工作人员经常要花好几天填资料。这些民营孵化企业希望能够适当减少科技孵化领域的监管，让他们参与到涉及专业运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同时完善初创企业的退出机制。

民营孵化器成也市场，败也市场，它们最接近市场逻辑，但受市场和资本变动的影响也很大。

【调研手记】

比起“量”，中国孵化器更需提升“质”

2023年，中国的创业经济在全世界排在第12名，但中国孵化器数量已经接近7000，位居全世界第一。有报道指出，中国孵化器面临严重的同质化挑战。中国的孵化器数量是否已经到了“供过于求”的阶段？

研究文献指出，中国孵化器的孵化效率整体偏低。江苏大学管理学教授朱雪蕴2023年研究指出，规模无效率是阻碍孵化器运行效率增加的关键因素。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武翠2022年研究发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体孵化效率不高，并且政府支持与高校科技创新对提升孵化效率作用不显著。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刘波等2022年研究发现，民营孵化器理论效率与现实经营存在较大落差，需要改善民营孵化器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完善政府管理和政策支持模式。

结合一手和二手研究，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认为中国孵化器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从追求“量”转变为追求“质”的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的模式下，各类型孵化器呈井喷式发展，这有效补充了中国创业资源的短缺。但是，政策干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节奏。同时，整体孵化器效率堪忧，而这低效背后有结构性因素。35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需要反思占主导地位的“高补贴 行政 地产”的政策思路在多大程度上能继续促进科创孵化的发展？

让孵化器回归正常市场现象，随市场调节，或许是提质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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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澎湃研究所团队主理，真问题，深研究。用“脚力”做调研，用“脑力”想问题，用“笔力”写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