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因为操劳过度，染上肺病，因为东北寒冷的天气不利于养病，所以梁思成不得不忍痛离开了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的教书生涯虽然短暂，对他以后的人生和事业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离开东北大学后，梁思成夫妇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营造社。
营造社是民国时期国内知名度最高，成就最突出的古代建筑研究机构。其创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政治家朱启钤qián先生。
朱启钤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传奇人物，在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动荡政局中，他先后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的五个历史时期，期间曾出任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并开办中兴煤矿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对近现代政治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朱启钤在担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期间，根据城市的现代化理念，对北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打通了东西长安街，拆掉了造成拥堵的正阳门瓮城，疏通城内沟渠，为光秃秃的马路种上行道树，还规划建设了香厂新市区……可以说北京城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从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
除此之外，朱启钤还热衷公众文化事业，想方设法将明清皇帝祭祀神明的社稷坛，改造成近代北京市的第一个市民公园，也就是如今的中山公园。同时，他还将清王室承德避暑山庄所藏的二十余万件珍宝运到北京故宫，在紫禁城外廷开设古物陈列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
1919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由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手抄本，这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部不可少的参考书。
多年的古建筑修缮经验，让朱启钤立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于是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营造法式》这部书，让梁思成走上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甚至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梁从诫，以此表达对作者李诫的敬仰之情。
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古代建筑，1925年，朱启钤自筹资金，创办了“营造学社”。并于1930年2月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作为一所民间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最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先后在北京珠宝子胡同、天安门内西朝房、赵堂子胡同，以及朱启铃家中辗转迁移办公，而应邀加入营造学社的成员也大都是一些国学家，对于建筑学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习惯用传统思维方式在浩瀚的古书典籍中，搜寻有关文献加以文字考证，所以也被人们戏称为“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朱启钤也意识到如果中国营造学社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去，将很难有所作为，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梁思成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
对于中国营造学社来讲，梁思成的加盟不仅增加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他带来了现代建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与理念，学社的古建筑研究将在他的带领下大步向前。
如果用世俗眼光衡量，营造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单位属实配不上梁思成的地位和学识，但是梁思成自有他的考虑，除了因为从事建筑历史研究工作，是梁思成终生志趣所在外，他也被朱启钤求贤若渴的诚意所打动外。
营造学社刚刚建立时，朱启钤就曾委托过与自己私交很深的周贻春专程前往沈阳游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学社。周贻春曾于1913年至1918年担任清华学校的校长，而当时梁思成还在清华读书。所以，周贻春能以老校长的身份亲自去请梁思成，足见朱启钤的诚意，可惜却被梁思成婉言谢绝了。因为，梁思成一手创建的东大建筑系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且朱启钤特殊的身份也不得不让梁思成慎重考虑。
朱启钤是一位经历复杂的老官僚，虽然做过很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但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过许多政治斗争，而梁思成一直坚持远离政治，专心治学，自然不愿意与朱启铃交往过密，以免和官场扯上关系。幸好，朱启钤并没有因为梁思成的拒绝而放弃努力，反而一再向梁思成发出邀请，最终为营造社迎来了最重要的顶梁柱，也使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对于梁思成来讲，尽管营造社条件简陋，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只要能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他就乐在其中。只不过当时中国的建筑史可以说是一片荒漠，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一共只有两部，一部是宋代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
《营造法式》前文已略有介绍，这里就详细说一下《工程做法则例》。《工程做法则例》，是清雍正十二年修订颁行的一部建筑术书，全书内容大体分为各种房屋营造范例和应用工料估算额限两部分。自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以至铜铁件安装等作，分门别类，各有条款详细的规程，总计70章，并对其中所列举的27种不同形制的建筑物，都不厌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不过，这部书和《营造法式》一样，看起来内容详尽，但是书中使用的很多专用名词术语都已经日久失用，无从解释，加上中国古书没有标点，语句特殊，所以即使聪慧如梁思成，也将其视为天书。
面对这种情况，梁思成认为要想破解古建筑文献，应该先从研究清代尚存的建筑物开始，对此，他说：“我认为在这种技术科学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应从现代和近代开始，要研究宋《营造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师开始。因此，我首先拜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祖鹤洲老师傅为师，以故宫和北京的许多其他建筑为教材、标本，总算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多少搞懂了。对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理解，对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营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础。”
为了钻研书中那些不知所云的术语，梁思成以蚂蚁啃骨头的韧劲，拜曾在清宫营造过的老工匠为师，以北京故宫为研究标本，同时对照大量现存实物，比如诸如“蚂蚱头”和“三福云”之类，就是通过老匠师在故宫内指认和详细解释后才弄明白的。
梁思成在破解《工程做法则例》时，还发现书中附图太少，很难说明问题。虽然朱启钤曾聘请诸多匠师绘制过四百余幅图表，但由于这些老匠师没有受过科学的制图训练，又对原文理解不透或误解，致使所绘制的图表有很大的偏差。
为了让世人更好的理解《工程做法则例》，梁思成只能亲自重新绘制，力求对各式建筑的做法有一个准确而详细的解释。对此，学社成员莫宗江先生曾回忆说：“梁先生的工作特点是计划性极强，一个题目来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计划，而且完全按计划执行。写《清式营造则例》，他一边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边向老工匠学，只二十几天就画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业，一大摞让我太吃惊了，他一辈子都是如此严格按计划执行，工作效率非常高。”
1932年3月，凝聚了梁思成无数心血的《清式营造则例》终于全部脱稿，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后来清华大学建筑系在编辑梁思成的这本《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前言中，曾说道：“自这部书出版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建筑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
经过梁思成艰苦的努力，最终撰写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但是，他却没有陶醉在首战告捷的成功之中，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建筑不能仅限于纸面，而要实地调查测绘，于是，他又与林徽因开始了近十年的考察之旅。
注:根据蕃茄畅听有声书书名人传记《民国大师列传· 梁思成》撰写。
2024年1月2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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