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的三重进路——以新闻真实研究为例（新闻三大理论）

作者：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杨肇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期

导 读：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是推动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发展，其中，新闻真实研究具有重要地位。文章以新闻真实研究为切入口，提出和阐释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的三重进路。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性作用的重要学科，鉴于新闻理论在新闻学学科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推动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在新闻理论研究中，新闻真实居于重要地位。“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已成为众多中外媒体人和学者的共识。因此，本文以新闻真实研究为切入口，提出并阐释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理论创新的“破”“融”“立”三重进路。

“破”：破除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真实观的“自然化”想象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核心原则“客观性”的历史批判。新闻需要真实，这是中西方新闻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基本共识，然而在当前西方新闻实践中，新闻真实成为问题频出的领域。国际报道方面，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在涉华报道中时常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偏见和政治倾向，在涉疆、涉藏、涉疫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多次出现虚假报道。美西方媒体的国内报道同样引发了人们对新闻真实问题的争论，例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批评CNN等媒体报道“假新闻”，而《华盛顿邮报》的员工更是编著了《唐纳德·特朗普和他对真相的攻击：总统的不实表达、误导信息和脱口而出的谎言》（Donald Trump and His Assault on Truth: The President\’s Falsehoods, Misleading Claims and Flat-Out Lies）一书。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客观性”原则。客观性不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业的一种道德理想，还是其在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职业规范，是可以在具体的新闻采写实践中观测到的样式。这一原则构成了西方新闻学对新闻真实的基本理解以及通达新闻真实的主要方法，由此可以成为把握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真实观的重要线索。客观性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各类概念建立了广泛复杂的联系，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新闻本源层面强调新闻事实的核心地位，主张记者的主要任务就是面向公众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事实性信息，让受众自己做出独立判断，避免记者的主观因素（如记者的个人观点、情感倾向、政治偏见等）对报道和受众理解新闻的干扰；二是在报道方法层面强调操作步骤的规范，如提倡引用权威信源，以“他说”“她说”的报道形式平衡争论性观点，减少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等。通过遵守上述“客观性法则”，新闻业试图保障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的分离。

回溯客观性原则在美西方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客观性原则的出现与蓬勃发展在于其迎合了当时报业的现实发展需求：在美国政党报刊由于过度体现政治倾向而失去公众信任之时，标榜超越党派色彩、服务公众利益的便士报在19世纪应运而生，不仅收获了大量读者，还获取了可观收益。可见，商业逻辑催生了新闻客观性原则的诞生，为了获取读者群并吸引广告商，报刊需要呈现保护和监督公共利益的形象，在党派立场上表现两不偏袒的特征。[1]

此外，虽然客观性原则兴起的过程表面上看是商业化新闻媒体脱离政治立场，转变成向公众提供客观世界真实信息的社会公器，但实际上是商业媒体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更加深入的结合。媒体利用“客观性话语”和公正表象掩盖其更加深层的政治立场，表达的是愈发“主观性的客观性”。在此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是已经开始培育工人阶级意识的劳工新闻，资本利益被当作社会“普遍利益”，资产阶级的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被转化为“社会共识”。[2]比如，在客观性理论与实践得到深化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在客观性原则的掩饰下成为政党的传声筒，不假思索地呈现政治权威所指认的“事实”。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以来，美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进一步体现出与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一致性，超越党派立场、“去政治化”的新闻客观性在国家利益层面变得更加政治化，甚至沦为策略话语，日益面临危机。

新闻业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客观性的“合法性危机”愈发深重。新新闻生态系统中的技术赋权和新闻行动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专业新闻机构不再垄断对真相的定义权威，客观性建构的真相话语难以阻碍公众对媒体信任的下滑。从认识论上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客观性为新闻真实设置了一套符合论真理观的基本认识规则，将主客观世界作二元划分，认为在记者的主观世界之外存在一个需要被认识并且可以被认识的客观世界，记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客观世界中的客观事实用新闻报道的形式进行再现，达到记者的主观认知和世界的客观存在的统一。这一真实观忽视了新闻受众的多重主观性，在专业化媒体主导认知秩序时，新闻权威可以遮蔽收受主观，从而不显示出广泛的社会性后果，但当收受主观随着新闻生态系统变化而获得可见性后，“情感战胜理性、信仰胜过知识”的“后真相”危机便逐渐浮现出来。

尽管客观性存在诸多问题，但目前颠覆客观性话语还很困难，正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主任编辑布伦特·坎宁安（Brent Cunningham）所指出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取代它”，即使“我们对客观性的追求可能会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为我们设置障碍”。[3]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透明性”可看作对客观性的修补，“介入性”则通过感性色彩和公开意识形态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专业主义价值内核的技术文化基础。[4]这些均为新闻真实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路。

（二）西方新闻真实观念迁移中“自然化”想象的理论批判。尽管当前客观性原则饱受批评，但随着西方新闻观念跨国迁移带来的语境流失，仍存在一种值得研究者警惕的趋势，即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所规划的通向新闻真实的道路进行“自然化”想象。所谓“自然化”想象，指的是在对理论生成的历史脉络和实践语境缺乏具体认知的情况下，对一种观念做出积极的价值判断并开展跨语境移植，希望以这种观念指导实践并达成与原初语境同等的实践效果。在国内新闻理论研究中，对西方新闻观念进行“自然化”想象是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新闻真实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对西式客观性原则的追捧，却忽视了这一理念与中国实践的接洽问题。具体而言，上述“自然化”想象的偏颇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将历史错认为现实，忽视了西式客观性原则生成的历史语境。特别是没有关注到客观性原则兴起过程中私人资本掌控下的商业化媒体的新闻实践逐步取代资产阶级党派报刊的新闻实践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工新闻实践被不断边缘化，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未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将观念错认为现实，未注意到在西方传媒领域，作为观念的新闻真实与作为实践结果的新闻真实之间存在断裂。比如，美国主流新闻业虽然在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指引下追求新闻真实，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片面真实”“主观真实”“构造真实”等未完全实现新闻真实的现实情况。[5]这导致研究视野停留在观念讨论层面，难以深入分析新闻真实得以实现的具体机制，忽视了实现新闻真实的政治经济结构。

三是将特殊错认为普遍，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视作一切新闻文化共同追求的目标。这种自然化想象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治、商业和媒体互动的产物，具有美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其危险之处是将中国新闻学研究贬抑为（美国）新闻学的一种特殊知识，造成知识“等级制”的中心主义。[6]该错误逻辑在中国新闻学与西方新闻学之间建构了发展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容易在理论认识上走向中国新闻业因不能充分践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而无法保障新闻真实的误区，从而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陷入话语陷阱。

破除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真实观的“自然化”想象，就是要重新获得新闻真实研究的理论想象力。首先，要突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本应如此”的认知桎梏；其次，在“后真相”时代假新闻泛滥、现实与理论相悖的实际中生发“为何如此”的经验困惑；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不同理论资源中进行“未必如此”甚至“不必如此”的理论省思，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打开理论空间。

“融”：融通中外思想理论资源拓宽新闻真实的研究视野

（一）全球化背景下异质性文化之间的文化遭遇。全球化背景对新闻真实研究而言至关重要。一方面，西方社会内部危机加剧所带来的共识危机加速了虚假信息的生产和蔓延，这一问题又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风险全球化过程而演变成具有普遍性的认知秩序危机，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真实旧有理论观念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定为年度词汇，即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的语境下做出的决定，反映了新闻真实和全球化形势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意味着来自不同新闻文化背景下的真实观获得了交互、对话和碰撞的空间，以及在突出的时代问题意识下通过对话来重建理解渠道、开拓学术视野、推动理论创新的研究机遇。

英国社会学家杰拉德·德朗迪（Gerard Delanty）曾提出“文化遭遇论”（a theory of cultural encounters），认为一种文化形成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是在遭遇不同文化、反思文化间差异的互动过程中展开的，他将这种观点称作“关系型文化构思”（relational conception of culture），强调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某些关系产生持久文化规律的过程。[7]在这一理论视野下，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新闻文化的产生和嬗变与其他新闻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一种新闻文化正是在与其他新闻文化遭遇的过程中塑造了自身。因此，在某种新闻文化中建构的理论、概念和观念也需要被置于文化遭遇的语境下加以理解。换言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其他新闻文化的真实观，各类真实观都很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真实观的影响，并在文化间的关系中不断重塑和发展自身。新闻真实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在动态的文化遭遇过程中对不同的真实观加以了解和把握。

德朗迪进一步区分了文化遭遇的六种类别，分别是文化冲突、文化分歧、文化同化、文化接受、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指明了文化遭遇的四种可能性后果：全球范围内的同质化趋势；文化分歧最终走向两极分化；在相互借鉴和适应中实现文化混合；文化在交换中发生变化，在保留多样性的同时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8]对于新闻真实研究而言，在上述异质性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和结果中，两种趋势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文化间经由冲突性互动可能走向一种文化衰落、另一种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的结果，例如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推崇的符合论真理观对全球新闻业影响深远，成为许多国家媒体行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真实观。二是通过实践对主客观世界的能动性改造，文化遭遇可以在兼容并包中达成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这说明了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的重要性。具体到新闻真实研究领域，即是既要立足本国，又要在对他国新闻文化的借鉴和批判中获得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和动力。

此外，文化遭遇论提示了外来文化虽然有产生威胁的可能，但也有潜力成为促进内部文化发展和创造的资源和动力。因此，为了推动内部文化的发展，文化互动不可避免。纵观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历程，来自美国、苏联、欧洲、日本等的外来思想对中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深刻影响，源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于美欧的理论视角，与这些异质性文化的遭遇为新时代中国新闻学在以我为主的立场上实现创造性发展提供了机遇。

总之，全球化背景下，任何文化都处在守成与革新的张力当中，具有自我确认、自我保存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自我孤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外来文化开展有效甄别，从异质性文化的冲击中获得启发。相应地，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研究也要把握好守正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在开拓的学术视野下寻找理论灵感。

（二）融通视域下中西方哲学真理观的对话接点。美国哲学学者亚历克苏丝·麦克劳德（Alexus McLeod）在《中国哲学中的真理理论：比较路径》（Theories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A Comparative Approach）一书中发现，无论是在中国早期哲学还是在西方哲学中，“真理”都是一个基础性的、普遍性的概念。[9]这一跨文化文本的概念复现使得中西方哲学在真理观上获得了对话的可能。

在庄子思想中，人所认识的真相根据视角的不同发生变化。《齐物论》中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一论述在“是”与“非”中融入了视角的认识基础，既然事物的这一面与那一面之间是相互所是的关系，而且这一面和那一面都存在是非，那么是与非的关系就被相对化了，决定是与非的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观察事物的视角。在相对主义的视角下，是与非都是相对的概念，一个事物的美丑、好坏、对错都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10]这一观点与西方解释学真理观的认识论基础相一致，即反对客观真相的存在，关注主观视角下的解释方式，特别是主体间性所产生的不同解释方式之间的互动和对话，从而达成对真理的协商式理解。

儒家思想则重视人与人间的关系，强调关系性的自我理解。例如作为儒家核心概念的“仁”是由“人”和“二”构成，这意味着个体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才能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11]《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体现出人际互动对于通达“仁”的重要性。这种关系性思想在认识主体的层面超越了符合论真理观的个人化视域，因为对于符合论真理观而言，真理的获取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对象的过程，通常发生在个人头脑内部，个体间的互动对于真理认识活动而言并非必需。实际上，在西方，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同样重视互动性，强调通过主体间真实、真诚的交往对话回归理性，并在理性的、有效的对话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哈贝马斯提出，为了达成理想的言语情境，需要参与交往的人开展有效的论证，以“协作分工”的形式进行话语沟通。参与者需要把有效性问题摆出来，而后摆脱交往结构中的强制性条件，仅仅根据理由来开展对话。[12]可见，达到交往理性意味着个体需要与其他个体开展不以操纵和控制为目标的有效沟通，这与儒家达到“仁”的关系性路径产生了对话的可能。

当然，中西哲学中的真理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比如，中国早期哲学重视概念表达，形成了“实”“是”“名”等内涵丰富的概念，这些概念与西方分析哲学基于语法所提出的概念具有本质区别。[13]

鉴于此，对于新闻真实理论研究来说，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早期哲学的重要价值，其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宝贵思想资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有助于破除新闻真实研究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和机械挪用。换言之，在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中，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提炼和肯定其中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新时代新闻理论的发展。其次，承认中西方哲学中真理观存在的基础性差异，肯定不同文化视域下理论的独特之处，在具体语境中开展理论研究。最后，基于中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对很多问题论述的相似、相通之处，在比较视野下通过对话沟通相互启发，共生互补，这既有利于在民意撕裂的“后真相时代”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也有利于发挥合力促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

“立”：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进行新闻真实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和线索。开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新闻真实理论研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表现出突出的实践性、彻底的批判性和鲜明的人民性，其中实践是基础，批判是方法，人民是立场，这为认知和践行新闻真实带来了有益启示。[14]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视域下，符合论真理观割裂了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在“客观性”的掩饰下，权威阶级掌握了对真理的定义权，这一认识范式已在“后真相”语境下受到冲击。解释学真理观虽然尊重多元视角对真理的建构，但将视野局限在观念层面，缺乏对物质基础的足够关注，不具有改造世界的动力。实用主义真理观虽然承认人的能动性，却在“实用性”的名义下表现出利己主义倾向，脱离了唯物主义范畴。

对比西方诸种真理观，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在以下两方面作出了根本性革新，从而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新闻真实理论基础。

一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回答了“人何以认识真理”的问题，指出了主客体在实践中实现统一的路径。在马克思看来，人认识真理的过程不是主观符合客观的思维过程，也不是完全的主观阐释，而是人在改造世界的能动实践中获得关于世界的具体认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真理被实践不断地检验和完善。可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重视人的能动性和具体的历史语境，将实践作为真理不断被发现、不断生效的动力，在实践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

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回应了“认识真理的目的”的问题，立场鲜明地站在人民群众一方，反对精英史观，关注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发掘真理中的主体地位，强调通过追求真理来实现有益的社会变革。

（二）立足中国实际开展新闻真实理论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根据具体历史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创新，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成为“贯穿当代中国新闻真实观念变迁过程的主导观念”[15]。鉴于此，新闻真实理论研究如要有所创新，就必须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首先，“有机真实”和“全程真实”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报刊的有机运动”理论认为，报刊的有机运动能够使全部事实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揭示真相不是新闻工作者个人的工作，而是新闻工作者在组织中的共同工作，相关的感性活动也同样处在有机运动当中。当代中国新闻真实观经历了从传统新闻业时代偏重职业新闻主体层面的“报道真实观”到后新闻业时代多元主体参与真相生成的“有机真实观”的变化，“全程真实观”则是贯通新闻的传播与收受完整过程、面向未来的真实观。[16]具体而言，传统新闻业时代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是专职新闻工作者开展的社会实践，保障新闻真实的关键在于职业主体“采写编评”的新闻生产环节。这一阶段新闻实践活动所保证的真实是职业主体的真实，非职业主体只是新闻的被动收受者。在媒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新闻实践主体的权威性不断受到挑战，新闻业的边界逐渐问题化，参与新闻生产的主体更加多元，产生了“有机真实观”。“有机真实观”意味着：一方面，非职业主体甚至是非人类行为体被进一步纳入新闻实践过程中，传统新闻业时代的职业技术不再由机构媒体所垄断，新闻真实的生成过程被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人们日益重视新闻收受者对新闻真实的理解，收受视野中的真实构成了新闻真实的末端，同时也是新闻真实发挥社会效果的开端。“全程真实观”则在有机真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到新闻真实生成的过程性问题，将新闻真实的生效环节拓展到新闻实践的全过程，最后落到新闻实践的社会价值上，以人民利益的切实实现作为新闻真实的最终归属。在全程真实观视域下，新闻实践全过程都能成为新闻真实理论创新的切口，这里面既包括调查、采访、写作、编辑、分发、监测、回应、纠错等各环节，也包括新闻实践主体、新闻实践方式、新闻实践结果等各方面。

其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将调查研究作为实现新闻真实的有效方法。已有研究表明，调查研究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承载和延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方法。[17]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可以真正与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连接在一起，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一方面使得新闻实践得以正确地、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正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完成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促使自己不断地成长进步。

最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追求事实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以改造世界而非仅仅解释世界为目的，关注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8]支庭荣教授也认为不同于追求“超然立场”的西方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注社会现实，以“嵌入性视角”来诠释新闻与人民的关系。[19]可见，社会主义新闻业对真相的追求超越思维活动层面的正确认知或形而上的概念和概念关系的建构，而是以回应人民需要、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为现实目的，这同样也应成为新闻真实理论研究的价值落点和旨归。

综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推动新闻理论创新。新闻真实在新闻理论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新时代进行新闻真实理论创新，首先需要破除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真实观的“自然化”想象，其次要在融通中外思想理论资源基础上拓宽新闻真实研究的视野，促进中西方理论之间的对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023JZDZ03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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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沫潇,杨肇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的三重进路——以新闻真实研究为例[J].青年记者,2024(01):70-75.